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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1943年11月7日生于美国的新泽西州，197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头衔，现兼任美国哈佛和斯坦福（Stanford）两所大学的教授、青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迈克尔·斯宾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能够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2001年，与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北京时间3月22日晚9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与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新冠疫情对未来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影响展开对话。谈话进行之际，斯宾塞正身处意大利的“湖北”——伦巴第大区，而陈龙位于疫情刚刚掠过的城市杭州。两位亲身经历新冠风暴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他们的一线观察和观点。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造成了一万多人死亡。意大利正在疫情“震中”，总计感染人数超过了5万人，死亡人数超过4000。斯宾塞指出，在过去一个月中，意大利的防控措施不断升级，但因起步较晚，目前医疗系统承担的压力极大。政府已经效仿武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城。不仅是意大利，其他西方国家也在错失了中国争取的机会窗口后，开始关注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抗疫经验。陈龙认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快速应对危机，原因在于以下两点。首先，充分意识到病毒没有国境，这并不是某一国的危机，而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其次，积极分享抗疫知识和经验，提早预防并有效协调医疗资源、呼吁民众改变卫生习惯。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有人都是互相连接的，不仅是病毒扩散方面，在抵抗疫情方面，我们都是连接的。”相较于东亚的快速反应，西方国家有自身的阻碍。首先，调动资源的能力有所欠缺，比如意大利建设医疗设施的速度较慢，医疗人员要被迫选择去救谁或不救谁。另外，检测能力相对薄弱，不能清晰了解确诊案例数量，而稍有一点延迟，就有影响到更多人。中国在最开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欧洲和北美在经历这种情况。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国家到一定阶段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因此在抗疫手段方面都可以互相借鉴，并综合使用多种措施，包括建立医疗支撑体系并配备非医疗方式，如管控社交距离、隔离等，以及采用追踪病例的健康数字技术。新冠疫情不仅沉重打击了中国经济，在全球扩散后，各国股市更是猛烈下跌，新一轮金融危机仿佛就在眼前。不同于以往由单一板块引起的金融危机，比如房地产泡沫或高科技过热，本次疫情风暴让所有经济部门都陷入停顿，进入了冰河期。陈龙认为疫情将在四个方面影响全球经济：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消费者因收入减少而不愿意消费。中国第一季度消费受到很大影响，全球消费和投资也大幅下滑，每个人都想先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需求侧走弱后，供应侧的企业丢失业务，流动性枯竭，各行各业都停止了经济活动。第三是信心，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消费者和投资者都有一些恐惧心理，传导到了金融市场，而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却决于全球对疫情的控制情况。第四，所有不良信号都会传导到资本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史无前例的发生多次熔断。总结来看，要想控制疫情，政府必须让社会生活和经济放缓，但与此同时就会影响到供需以及人们的信心，最后冲击到金融市场。但如果恢复经济活动，病毒又可能卷土重来。在双线作战中，如何在经济和疫情之间找到平衡，是化解本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在重重困难中，公众担心全球是否再次陷入大萧条。斯宾塞和陈龙表示，前景并非如此悲观。斯宾塞指出，尽管早期防控工作失败，本次疫情到今年年底也可能会告终，全球主要经济体可以逐步复苏。陈龙表示，最乐观的预期是在一到两个季度内控制疫情。但这能否实现，取决于两点。第一，疫情在中国以外地区传播的速度，能否得到控制。第二，中国消费经济恢复速度，以及如何确保企业恢复到正常经营。最糟的情况是持续几个季度，而一切顺利且加上一些运气的话，也许到夏季就会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当前为复苏做的最重要准备是，保证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就业，防止经济遭受永久性破坏。经济一旦停止下来，想要再次启动非常困难，而整个世界又是相互依赖的，如防控不利，灾情会持续形成循环传导效应——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下降，欧洲美国在二三季度下降，再通过全球供应链在第四季度将负面效应传回中国。为避免长期负面影响，各国央行都纷纷出台短期政策，美联储更是史无前例地将利率降至为0，但在本次疫情带来的金融风波中，这些举措的市场反应并不理想。对此，斯宾塞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系列响应政策中的一部分，但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当人们充满恐慌待在家里的时候，单靠货币政策没办法让经济活动恢复正常。所以，美联储宣布降息并大量买入债券后，对股市、债市其实是双杀的。人们一般来说发生危机的时候都会把资金转向避风港，比如买债券，但是这次因为过度恐慌，反而选择了抛售。斯宾塞对市场较为乐观：“虽然道琼斯指数已经跌了30%，市场受挫非常严重，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济基本面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全世界总有走出危机的一天。市场中有不少机构持有大量现金，例如巴菲特等其他投资者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进入购买模式，但股市的底在哪里？目前还很难判断。”他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让企业生存下去，比如帮助航空公司等等。而陈龙认为尽管市场还没有特别积极的反应，但货币政策不可或缺。将利率降到0就是为了把借贷成本降到0，当经济停滞的时候，好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亟需信贷支持，但是根本借不到钱。因此，在这方面货币政策就应该发挥作用，尽可能地降低借贷的成本，保证市场流动性和就业稳定性。如果企业生存不下去、人民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经济萧条期会延长，国家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货币政策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总比无所作为要强。全球危机是对各国之间信任的大考，本次疫情究竟会敲响全球化的警钟，还是成为促进跨国合作的引子？发生危机时，信任变得尤其脆弱，比如美国在疫情后希望脱钩，自己加大生产医疗设施等，让供应链更加内生。的确，无论是从国家安全方面去还是其他方面去考虑，在危机时缩短供应链，保证本国生产的独立性，对国家而言具有战略性意义。但当前我们处在整合的全球经济中，蝴蝶效应不可避免。病毒不会因国界而停止传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法完全隔绝病毒。因此本次危机中，最关键的是正确的领导力和各国之间互相协调的能力。疫情之下，我们需要国家帮助彼此。美国尝试自己解决医疗资源的问题，但有些国家可能缺少提供给抗击疫情前线的医疗人员的口罩、防护服等关键医疗资源，这就需要其他国家调动资源或调动生产能力来给予支持。欧洲之内如此，全球范围内亦如此，发展中国家还有发达国家也如此。最终我们会意识到，危机中我们彼此依赖，也需要彼此信任，否则疫情迟早会反复传导。当经济陷入停顿、人们被迫不能出门的时候，数字技术反而开启了“快进”模式。在全球疫情中，对数字技术的抵抗和隔阂会被打破，比如之前不同意远程办公的组织只能远程办公，并接受了新办公方式。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金融技术都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先进、更深入，在对抗疫情中发挥的作用也更重要。首先是信息的传播和交换，由于有了社交网络，几亿人在第一时间就能获得疫情的信息和如何减少病毒传播，减少了恐慌，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斯宾塞表示，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数字技术，人们就无法进行远程工作，远程教育，也吃不到新鲜的食品，很多国家的隔离政策根本无法实施。另外，人工智能、大数据为诊断病例、追踪病例和接触人群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权衡防控疫情力度与经济和个人损失时，政府决策者离不开信息和数据的支持。这一领域在中国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正如丘吉尔所言：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在全球陷入至暗时刻时，各国应尽快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在遏制疫情传播的同时，加快经济重启；继续加强技术设施的建设，提升社会效率和韧性。同时要意识到，只有全球各个国家都战胜疫情，才能取得胜利。否则病毒随时会卷土重来，引发循环传播和经济衰退。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尽快结束疫情。-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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